马一浮一再强调《华严》可以准《易》（《复性书院讲录》，第130页），即认为一多相即、心物交融的一真法界和真常绝待、缘起无碍的《易》理名异义同。

所谓大乘，是与小乘相对应，乘是车的意思，大乘就是大车，因为大乘佛法认为原始佛教核心在于自渡，而大乘佛法犹如大车一样可以普渡众生。但是元代极为纵容喇嘛寺庙圈占土地，发展经济，僧侣亦有不法之事，对下层民众产生了很大的负担。

自然是这样，人生也是这样，人从生来，到童年、青年、壮年、老年、死亡，乃至于投胎转世生生世世，始终在变化之中，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我呢？进一步剖析人之构成，人构成于血肉骨骼毛发，五脏六腑，形成六种意识，所谓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但当逐一剖析它们的时候，哪一个都不构成人的我的观念，而是整体构成一个完整的我的执着。而小乘佛教不讨论无情众生的问题，也不讨论其他生物的问题，就是一心一意解决人的苦恼生成和消灭的问题。如孔子问道，荀子近法，对佛家也一样。同时亦提拔僧侣为官，例如著名的出家宰相姚广孝就是其派给其子朱棣的。而道家的道生万物，道术为天下裂的思想与大乘佛家一切法皆为佛法的宏大教观如出一辙。

在上层官员中，包括富弼、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辙、张商英等一大批宰辅信仰佛教（《居士传》），其中很多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如张商英作《护法论》[26]，被收入《大藏经》，其为官中亦广行善事。最终反过来伤害的是自己。程颐不同于王弼，他更加重视决定时势趋向的内在法则的重要性，尤其强调在识其时势的同时更应该知其天理。

可见，程颐的重势并不是象王弼那样把人引向对时势的屈服和顺应，而是强调在对理的认识和实践中实现对时势的把握。理不能胜，而且往，其咎可知。当程颐强调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23]]时，这种理、势合一的说法，正是为了建构一种伦理主义的政治学说。但是，当程颐讲时势与义理的分离及卦才所采取的态度时，则更主要是在谈士大夫的人生哲学。

程颐易学中的义理基本上可为分两个方面：人文世界的应然规范和自然世界的必然规律。而前面所引程颐对《否卦》的传注中，他总是倡导一种坚守道义、以道自处、志在得君、康济天下的儒家士大夫的自强不息精神，这一点，和王弼的《否卦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在《大畜卦》、《大过卦》传言中所谈识其时势的重要性时，均肯定处得中道，动不失宜，故无过尤也[[4]]，以过甚之刚，动则违于中和而拂于众心[[5]]，均把识理、循理的中和之道作为一个人是否识其时势的标准。他说： 圣贤之于天下，虽知道之将废，岂肯坐视其乱而不救？必区区致力于未极之间，强此之衰，艰彼之进，图其暂安，苟得为之，孔、孟之所屑为也，王允、谢安之于汉、晋是也。[[8]] 《周易程氏传》卷一，《需》，《二程集》下册，第723页。遁即退避的意思，程颐对此卦的解释，遁者，阴长阳消，君子遁藏之时也。

在这种卦象中，卦时所呈现的客观趋势与卦义所表达的义理并不一致。我们从《程传》中引用几段关于卦才的论述： 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为需之主，有刚健中正之德，而诚信充实于中，中实有孚也。[[28]]为什么说王弼的《易》学不见道？他的老庄之意的解说体现在哪里呢？这一点，在上述时势与道义分离的卦时中，体现得十分鲜明。譬如在《未济卦》中，他亦肯定卦才有致亨之道，他说：未济之时，有亨之理，而卦才复有致亨之道，唯在慎处。

[[24]] 《周易程氏传》卷四，《困》，《二程集》下册，第941页。王弼《周易注》所述的诸多爻义中，基本上可以分为智、德两种顺应方式。

若时当困而反亨，身虽亨，乃其道之困也。[[13]] 参阅胡自逢所著：《程伊川易学述译》第163页，有关卦才兼德、能的观点，台湾文史出版社1995年。

这一点，体现在《周易》的卦时中，就是时势与义理相一致的情况。[[9]] 《周易程氏传》卷一，《大有》，《二程集》下册，第768页。……有极而不处，则无盈满之灾，能顺乎理者也。其关于卦才的理论就充分表达了宋明理学高扬伦理主体性的思想特色，充分体现出宋代士大夫张扬圣贤气象、孔颜乐处的时代精神。[[7]]  参阅杨立华：《卦序与时义：程颐对王弼〈易〉体例的超越》，《中国哲学史》（季刊），2007年第4期，第77-82页[[3]] 此处《易》有太极是讲筮法而不是讲宇宙生成，筮法中本来包括象数、义理两个方面，它们均是为了探究行动结果的成败得失问题，即希望尽早获得对吉凶悔吝的命运预测。

但是，这并不是一种纯哲学的辩证思维，而是与现实功利得失的生活实践息息相关的实用理性、决策思考。所以，尽管王弼的易学仍然是以穷神研几为教，但是他对神、几的认识并不是导向对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意志的膜拜，而是对现实人世的义理的认识，他说： 《易》以几、神为教。

而王弼的义理易学注重对义理的思考，故而关注对所以然之理的认识，即他所谓夫识物之动，则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也。与此相关，王弼所说的形而上之本体是无形象的无，在价值论上是无作为的自然，从而使得儒家所追求的价值理想的有与体现道家价值的无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使儒家崇尚功利务实的哲学理念与道家崇尚自然无为的哲学理念产生矛盾。

所以，乾卦六爻爻辞以龙为标志来表达不同时间变化中所应该采用的应对方式。[[9]] 乾卦系六十四卦之首，它是由两个乾为经卦组成，六爻均是阳爻，故而乾卦总是体现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德义。

故动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见也。[[14]] 《周易注·上经·乾》，《王弼集校释》上册，第211页。上为化主，将欲自观，乃观民也。[[25]] 《周易注·下经·大壮》，《王弼集校释》下册，第387页。

可见，实用理性是王弼义理易学的最大特点。[[18]] 《周易注·上经·乾》，《王弼集校释》上册，第213页。

[[9]] 《周易注·上经·乾》，《王弼集校释》上册，第216页。[[24]] 壮而违礼则凶，凶则失壮也，故君子以大壮而顺[礼]也。

以爱为本者，则患在寡威。那么，王弼的义理易学显然是以智性为本位的，其义理中的德性内涵是依托于智性内涵的。

既公且信，何难何备？不言而教行，何为而不威如？为大有之主而不以此道，吉可得乎？[[26]] 他把儒家的名教秩序、礼仪制度作为必须遵循的理，并强调是否遵循此理是与吉凶悔吝的后果联系在一起的，正体现出义理易学所具有的实用理性特征。故合散屈伸，与体相乖。而王弼的义理易学一扫两汉象数易学中弥漫的阴阳灾异的神秘气息，不再从超人间的神秘力量去寻求吉凶祸福的原因，而是把人间的吉凶祸福、成败兴衰归之于由生活实践及实用理性可以把握的理，即如他所说： 物无妄然，必由其理。[[29]]同时，王弼又热衷于从《周易》中寻找义理，他探讨那些所谓的卦义、卦德、爻义，其实就是希望在立身行事中正确把握客观的社会时势，选择合适的行动方案，能在变动不居的情势中保持清醒的头脑，而在吉凶祸福中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说，王弼探讨卦义、爻义的根本目的是观其吉凶，以为自己寻找合宜的行动，此合宜的行动也就是义。[[47]]显然，这种义理是一种实用性的义理。

一卦之体必由一爻为主，则指明一爻之美以统一卦之义，《大有》之类是也。卦义往往是一种必然之理，即物无妄然，必由其理，而爻义则主要体现为一种应然之义。

[[46]] 他认为在天地万物之中存在一个寂然至无的本体，所谓的天地之心也是以这个无作为本体。[[33]]注《随卦·九五》论随时之义：履正居中，而处随世，尽随时之宜，得物之诚，故嘉吉也。